我們台灣這些年：講述台灣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連載)

廖信忠

　[B]《我們台灣這些年》[/B]
　　一個台灣青年寫給13億大陸同胞的一封家書
　　講述30年來政治巨變下，台灣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讀完本書，您會了解台灣人30年來的真實生活和心路曆程。
　　只想感歎一聲：大家都不容易！


　　[B]作者的話：[/B]
　　關于真正的台灣，你又了解多少？
　　這是我常常問大陸朋友的問題。

　　我明白，對于很多大陸朋友來說，台灣往往只是一個空洞的政治概念；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台灣過去30年究竟發生了什麽？台灣普通民衆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
　　其實，台灣30年來的社會巨變，絕不亞于改革開放30年的大陸。
　　1975年蔣介石逝世後，台灣局勢驟然微妙；蔣經國于70年代末力排衆議，強力發動台灣社會變革，直接推動了台灣的經濟騰飛；接下來的幾十年，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政治人物粉墨登場，台灣社會風起雲湧，每一個最普通的台灣人，都卷入其中，日常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30多年的社會巨變，也給我和我的家人，留下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歡笑與淚水。

　　本書從我出生的1977年寫起，以一個台灣平民的視角，向您細述30多年來台灣社會的大事件和小故事，與您分享過去30年台灣老百姓最真實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
　　讀完本書，您多半會感歎一聲：這些年，原來大家都不容易！


　　[B]作者簡介：[/B]
　　廖信忠，
　　1977年出生于被趕出聯合國後“風雨飄搖”的台灣；
　　1984年，李登輝當選“副總統”，廖信忠上小學；
　　1989年，蔣經國逝世的第二年秋天，廖信忠升入國中；
　　1993年，新***聯線人士組建“新黨”，廖信忠進入淡江高中讀書；
　　1998年，馬英九和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廖信忠參加成功嶺大專集訓；
　　2008年，台灣大選馬英九獲勝，而陳水扁隨後锒铛入獄，廖信忠也在上海開啓了自己全新的一段人生。




　　[B]我們台灣這些年：1977，出生在被趕出聯合國後風雨飄搖的台灣[/B]



　　我是1977年生人。20世紀70年代末的台灣，整個社會氣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狀態。重大基礎建設都快要完成，經濟開始騰飛，但大家都在等那種“沖破”的氣氛。
　　這段時期的台灣，用後來官方一些政令倡導的文章來形容就是“風雨飄搖”。在台灣當局代表被趕出聯合國後不久，接著就是1978年底的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人心惶惶的社會氣氛下，有辦法的人當然都先跑到別的國家去了。而台灣當局不斷地告訴大家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應該說，在更早的時候，從1949年***退踞台灣到20世紀70年代的這幾十年裏，島內反對人士始終站在***對立面，卻如狗吠火車般無用，甚至給自己帶來危險；到了20世紀70年代，雖然內外交加之下島內形勢風起雲湧，要求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那個“黨即一切”的年代，社會上反***的聲浪也從小漣漪成爲小水波，越來越大，但***仍然堅持一貫的統治態度，因此這幾年風波不斷，草民如我家，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某些事件裏面。
　　我的生日在11月份，而我父母的結婚紀念日是在當年的3月29日。我年紀大一點兒時發現其中似乎怪怪的，因此動不動就愛跟我媽開玩笑：“乖乖，原來我是早産兒啊……”我媽那種保守的女人當然每次都被我逗得無話可說。
　　簡單說一下我爸。他是台灣中部雲林縣人，雲林在傳統上（甚至現在）和大家的心目中都算是鄉下,傳統的農業縣。但也因爲是較窮困的地方，所以民風也較彪悍，大家一提到雲林，就不由得聯想到黑道的故鄉。而我媽是台南人，台南算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地區，因此文化氣氛濃厚，傳統上大家也認爲台南人很有錢。
　　我爸就跟他那個年代的大多數人一樣，年輕時就到台北打拼，他本來在藥廠做銷售員，後來一直做到台灣北區的銷售主管。在台灣高速公路剛建成，沒什麽私家車在跑，又被譏諷爲養蚊場的年代，他就已經買了車子，算是那個年代很普遍的從鄉下來到台北，努力走向成功的商人典型。而我媽，年輕時在台南就自己開了一個打字行，剛好在我爸的台南總公司旁邊，兩個人就這樣認識了。
　　在他們結婚,即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我爸已經在台北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並住在台北士林的舊家，這是我3歲前住的地方。

　　這年年底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台的“王幸男郵包爆炸案”，對象是當時的台灣省“主席”謝東闵，郵包炸傷了他的左手手指。這件震撼***黨政高層的郵包爆炸案，據我高中時的老師回憶，在那指紋還無法用計算機辨識的年代，幾乎所有大學生都被動員去清查核對，也就是逐一清查核對全台灣已服役男子的指紋資料。就這樣，幾十萬份資料一份一份地查，居然也真的查出來了，原來是一個叫王幸男的人所爲。他因不滿政治情勢，而做出了這樣的舉動。偏巧王幸男家的藥廠，就是我爸工作的藥廠。
　　據我老爸回憶，他某天回家，看到有兩個人坐在家裏的椅子上。弄清他們身份後，我老爸就被帶進某個地方喝茶，接著就是兄弟有幾人、有沒有女朋友、在教會幹嗎（我爸那時候已經是基督教徒了）、藥廠都在做什麽之類鋪天蓋地的問題。好幾個人輪流問了24小時，最後我老爸寫了保證書後才讓出來。事後他才知道，那時候還是他女朋友的我媽，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也全都被問過話了。
　　我爸對***的反感，可能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不過話說回來，我爸可還是***黨員呢！現在都還可以看到他那破爛不堪的***證，不過他每次都說他從沒參加過小組活動，沒交過一次黨費，說是都有人幫他代簽代交了。
　　不誇張地講，在那個年代，幾乎大家都是***黨員。只要上高中，學校教官或老師就會用各種方法、手段，明示、暗示學生要入***。當然，對他們來說也是有業績壓力的啦！高中生哪會分辨太多，只知道入***有許多好處，就乖乖地填了資料入黨。或者在當兵時，部隊輔導長也會要求大家入黨。在台灣的義務兵體制下，尤其像幾十年前那種一當兵就要當兩三年的苦日子裏，做***員在部隊裏可能會有比較多的好事爽差，大家就這樣入了黨。
　　所以，現在在台灣問四五十歲的男人，誰沒入過***，可能很難找到，只不過極大部分都沒交過黨費，沒參加過活動，成了“失聯黨員”。前不久，***進行黨員資料整理，還意外發現許多民進黨及親綠人士都曾經是***黨員。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1978，蔣經國繼任與“十大建設”



　　1978年，蔣經國就任了。
　　台灣人熟悉的那個畫面——每年蔣中正穿著軍裝，在“雙十節”閱兵時那挺拔的身姿和強有力的口音“軍民同胞們……”變成蔣經國那親切的揮手以及謙虛的致意“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們……”不變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從這句話裏聽到了些弦外之音——時代開始改變了。
　　蔣中正“崩逝”（是的，當時的報紙用的就是這個充滿了皇權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後，“副總統”嚴家淦繼任，但實權卻在“行政院長”蔣經國手上。嚴家淦可說是虛位“首腦”，當時都叫他“YESMAN”。雖然兩年後蔣經國的接班已經是可以預見的事，但還是有不少人不太滿意，不知道蔣家王朝還有多久。當初有個政治笑話是這麽說的：蔣介石去世後，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見了“國父”孫中山先生，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孫中山非常關心“中華民國”的狀況，于是問老蔣——

　　“我死後，‘中華民國’有沒有‘行憲’啊？”
　　蔣介石馬上回答：“有啊！有‘行憲’，有‘行憲’啦！”
　　孫中山又問：“那第一任‘總統’是誰？”
　　蔣介石回答：“是我。”
　　孫中山心想，老蔣一統江湖，確實當得，又問：“那第二任呢？”
　　這時老蔣不太好意思說還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說謊對不起“國父”，于是回答：“于右任①（余又任）。”
　　孫中山高興地說：“不錯不錯，書法家當‘總統’，文學治國。那第三任又是誰呢？”
　　蔣中正腦筋一轉，機智地答道：“吳三連②（吾三連）。”
　　孫：“嗯，輿論界有人出任‘總統’，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誰？”
　　蔣：“趙元任③（照原任）。”
　　孫想了一想說道：“很好，語言學家當‘總統’。那第五任呢？”
　　蔣：“是……是趙麗蓮④（照例連）。”
　　孫中山開心地說：“太好了，連教育家也做‘總統’了，真是越來越進步了。”

　　這是個很典型的諷刺蔣家的笑話。其實，蔣中正的影響力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還存在，在我小學時都還要背“蔣公遺囑”，音樂課也要學唱“蔣公紀念歌”。而每次老師一提到蔣介石或“國父”孫中山先生時，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這些事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車了，這是一條縱貫台灣南北四百多公裏的高速公路，也是台灣第一條高速公路。
　　當初建成時，許多人批評這根本是一條超大型的養蚊場，因爲根本沒多少車子在上面跑，是富人專用的。但事後幾十年證明，這條高速公路對台灣經濟産生了重大影響，讓商品貨暢其流地在台灣西部三大港間流通。甚至到了後來，台灣私家車變多後，這條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許多我這一代台灣人的成長經曆裏，一定都有過年爸爸開車載著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並且，一定會被堵在路上好幾個小時。本來南北往來只要四個多小時，這時變成近十個小時或更久，整條高速公路變成一個大停車場。在晚上看來，車尾燈就如同一條紅紅的龍，盤到地平線的另一邊。
　　因此，後來當局又建了好幾條方向重複的高速公路，以減輕車流負擔。但高速公路在台灣除了交通功能外，還有很重要的戰備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別設計來供戰鬥機起降的。
　　那幾年，“十大建設”陸續完工。“十大建設”是指台灣在20世紀70年代時所進行的一系列基礎建設工程。在這之前的台灣許多公共基礎建設，如道路、港埠、機場、發電廠等，仍處于欠缺、老舊的狀態。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爲了提升和深化總體經濟發展，當局開始規劃進行十個大型建設工程。這分別是：核能發電廠，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煉鋼廠，大造船廠，石油化學工業，蘇澳港，北回鐵路。在“十大建設”中，有六項是交通運輸建設，三項是重工業建設，一項爲能源項目建設。
　　但當初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決定“十大建設”的計劃時，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當時台灣經濟尚處于起飛初期，民衆經濟所得尚未提高，以及當時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機和台灣當局退出聯合國等外交困境，可以說，台灣在發展“十大建設”時，當局是沒有經費的。所以，有部分官員表示反對，但蔣經國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衆議，後來通過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決。也就是說，“十大基礎建設”是舉債建設。後來也證明蔣經國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確實推動了台灣經濟起飛。可以說，台灣經濟完全起飛是在“十大建設”之後。
　　以當時蔣經國的觀念來說，他認爲，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富可敵國”與“貧無立錐”如果形成兩個極端，卻被理解爲經濟真的成長了，這應是一大諷刺。所以，爲了避免像許多高度開發國家那樣財富集中，貧富懸殊，他認爲發展不僅要財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這樣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標准下愉快又勤勞地工作，社會才能穩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設”裏有七項是經濟基礎建設，對台灣未來來說，不管采取哪種發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設。
　　“十大建設”所帶來的經濟方面影響，的確給台灣帶來煥然一新的生活風貌，但另一方面也牽動了政治與社會的演化。在人民知識與經濟能力大幅提升的情況下，要求政治開放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原來嚴密的政治控制體系已逐漸不能應對人民的要求了。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1979，我的家庭



　　1979年對于台灣來說，實在是不怎麽安甯的一年。1月1日，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年底又來了個“美麗島事件”，我看當局頭都大了。
　　但對一般百姓來說，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開放去島外觀光。在過去，只有經商、公務、留學等才能離開台灣，現在沒有具體的事情，也可以離開台灣觀光了，因此，香港瞬間就被台灣人“占領”。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台灣，當局鼓勵的生育政策是“一個孩子不算少，兩個孩子恰恰好”這種大家都會背的口號；另外，那幾年還有一種口號叫“三三三一”，指婚後三年生第一個小孩，過三年再生一個，理想的結婚年齡爲男28歲、女25歲。我爸媽還真響應號召，剛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標准地邁入中産階級家庭。
　　在這之前，台灣人總是喜歡多生，像我父親就有七個兄弟姐妹，母親家也有五個。越窮的人家越喜歡生得多，看起來好像不太合理，但若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過去台灣比較窮，一般百姓必須多生增加機會，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有了人口壓力，當局開始鼓勵少生。這幾年口號又改啦！“兩個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樣好”，特地將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輕女觀念。後來因爲少子化的風潮，又改成“兩個孩子很幸福，三個孩子更熱鬧”，希望民衆多生幾個小孩。
　　總之，我多了個妹妹，只差我一歲而已。由于年齡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麽“哥哥保護妹妹”這種事，反而從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頭發，吵吵鬧鬧的，好不熱鬧。當然這樣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張全家福：媽媽抱著妹妹，爸爸挽著媽媽，我騎在小木馬上。




　　我們台灣這些年：台灣當局與美國“斷交”





　　1979年1月1日零時起，台灣當局與美國“斷交”。或者從大陸的角度來說，是中美建交。
　　當時的台灣當局其實就是陷在這種迷思當中，以中國的正統自居。在蔣中正的時代，一直以極端的原則處理兩岸問題，無形中也使台灣的國際空間縮小了很多。
　　總而言之，“斷交”已成定局，民間再多的抗議和自發的政治運動，在大國博弈間也顯得軟弱無力。台灣少了個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紛紛移民，在那一年就有大規模的移民潮出現。于是，才有了蔣經國在那年的除夕談話“渡過難關”的言論出現。
　　當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在記者會上表達台灣對“斷交事件”的“嚴正立場”，他憑借英挺的形象，可謂一夕間爆紅，成爲媒體寵兒。就在那個台灣人心極大動搖的時刻，知名的民歌手侯德健也發表了《龍的傳人》這首歌，整首歌詞歌頌古老神州的莊嚴偉大、近代中國的苦難以及對故土的眷戀之情。當然啦，這首歌呼應當局的立場，在當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灣及海內外華人間歌頌一時。
　　而在社會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愛台灣”運動。比如，小的時候看過一個故事，說一個小朋友在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同仇敵忾，捐出自己的豬公撲滿①來給當局買“飛機大炮”。我大一點兒的時候就想，飛機大炮不還是都跟美國買的嗎？這個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題，台灣當局與美國“斷交”後，美軍跟著撤離台灣，取而代之的是“與台灣關系法”。美國政府根據“與台灣關系法”，繼續供應武器給台灣。台灣繼續以“自由的燈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撫民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所謂的“反攻大陸”已經成爲笑話，只有當局繼續喊得響，底下的響應一年比一年心虛，一年比一年微弱。
　　當然，美軍在台時帶來的一些經濟活動也隨之蕭條，許多社會問題漸漸浮現，尤其是美軍留在台灣的私生子問題，成爲20世紀80年代許多電影及文學作品探討的對象。
　　此外，侯德健後來在1983年潛赴大陸，台灣當局感到臉上無光，遂把《龍的傳人》這首歌給禁掉了，當時還成爲許多人揶揄的事件。

wise

把《龍的傳人》這首歌給禁掉了
是夠人揶揄的

明月樓

蔣介石去世後，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見了“國父”孫中山先生，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孫中山非常關心“中華民國”的狀況，于是問老蔣——

　　“我死後，‘中華民國’有沒有‘行憲’啊？”
　　蔣介石馬上回答：“有啊！有‘行憲’，有‘行憲’啦！”
　　孫中山又問：“那第一任‘總統’是誰？”
　　蔣介石回答：“是我。”
　　孫中山心想，老蔣一統江湖，確實當得，又問：“那第二任呢？”
　　這時老蔣不太好意思說還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說謊對不起“國父”，于是回答：“于右任①（余又任）。”
　　孫中山高興地說：“不錯不錯，書法家當‘總統’，文學治國。那第三任又是誰呢？”
　　蔣中正腦筋一轉，機智地答道：“吳三連②（吾三連）。”
　　孫：“嗯，輿論界有人出任‘總統’，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誰？”
　　蔣：“趙元任③（照原任）。”
　　孫想了一想說道：“很好，語言學家當‘總統’。那第五任呢？”
　　蔣：“是……是趙麗蓮④（照例連）。”
　　孫中山開心地說：“太好了，連教育家也做‘總統’了，真是越來越進步了。”


搞笑

鹫峰山

感覺後來蔣經國比蔣介石厲害多了

隨風一起流浪

老百姓在哪都不容易！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台灣當年的電視台



　　美麗島事件以及來年的大審，絕對是影響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一件大事，不管是當初給台灣人民的震撼力，還是後來對當事人、辯護律師們的未來發展，都影響重大。
　　我當年還小，沒什麽感覺，很多事都是後來從長輩口中聽來的。那個年代小道消息特別多。當然啦，當局控制著幾個不自由、無法滿足人民知情欲望的媒體，社會上小道消息或謠言自然傳得就快。在開放電視頻道以前，台灣的無線電視台只有三個：
　　台灣電視台，簡稱台視，是台灣省政府所有的，也是台灣第一個電視台，所以常常會看到一些農漁民情報道，那時普遍認爲台視的報道會稍微客觀一點兒。
　　“中國電視台”，簡稱中視，是***所有，所以很多都是***活動內容，內容嘛，在以前也比較“忠黨愛國”一點兒。
　　中華電視台，簡稱華視，是軍方所有，所以每周四都會有所謂的“莒光園地”，部隊裏的阿兵哥每周四都必看這個節目，接受一下洗腦，不過大多數人都是在補眠，一直到美女主持人又出現爲止。
　　在20世紀70年代，台灣電視收視率最高，也是史上收視率最高的節目，是閩南語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史豔文”。布袋戲是一種人偶戲，當時在中午時段播出。一到中午，街道空無一人，收視率達到百分之九十幾。後來因爲實在太猛太轟動，據說當局以“妨礙工商活動”之名給禁播了。
　　話說回來，雖然當時台灣有這三個電視台，但在那個“黨領導一切”的時代，報道的內容都是審核過的，大同小異。不過這三家電視台也保持著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比如當局重大慶典時就來個聯播，三台各派出當家主播和主持人負責一個部分。而三台節目又各有特長，比如說台視長于新聞，現在很多有線新聞台的主管最早都是台視出來的。中視長于戲劇，台灣第一部連續劇《晶晶》就是中視推出的，許多大陸朋友熟悉的瓊瑤劇，如《梅花三弄》、《還珠格格》也都是中視播出的。不過這幾年很多劇都外包給大陸，或爲了節省成本，索性直接買大陸劇來播，算弱掉了。華視雖然是軍方所有，但長于綜藝節目，從前到現在一直如此，許多名主持如張小燕、胡瓜等人，也都是在華視發迹的。
　　離題了，下面來說美麗島事件。



　　我們台灣這些年：美麗島事件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台湾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對党。除了***外，名义上还有青年党、民社党等，每次选举他们也都会派候选人出来，但根本威胁不了***，或者说，这些党只是***包养着的，有点儿用来宣传“看！我们还是有其他政党！”的意义而存在。所以，台湾当时基本上还是***以党领政、***压倒一切的情况。
　　當時有個詞：黨外。***一黨獨大的統治時期，台灣社會沒有組黨的自由。在早期反威權和自由主義的組織或個人，是以雜志等文宣來表達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到了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選舉的機制，進行進一步的串聯和組織工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白色恐怖。不解释词义，請大家自己去查。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义，大部分就是指***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台湾人民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表达。表面上，法律赋予大家有集会结社自由，但解释权完全操纵在***手上。
　　20世紀70年代以前，有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國會”完全不讓台灣人民改選，直到1969年之後，經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只改選“國會”中的一小部分名額而已。當時，“國會”成員幾乎都是一些1949年跟著來台，代表台灣各“省”的議員。但幾十年過去了，這些人也慢慢開始老死，終于有了替補的空缺，黨外異議人士終于有進入體制內發言的機會。但是***簡直就是球員兼裁判，規則怎麽玩都是他們定的，一般人怎麽能玩得過他們呢！所以，***跟黨外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張。
　　这时的反對运动跟更早期的不太一样，不是松散的书生论政，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另外，“反攻大陆”让人感觉越来越不现实，所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及1949年后***带来的外省政治精英的统治正当性及政治权利分配性，也开始不断被挑战。因此，台湾本地的政治精英人物开始成为主要的反對力量。
　　1979年，一本叫《美麗島》的雜志出版了，這是由一群來自各地的黨外人士所創辦的，一時精英聚集，大有政團之勢。在一言堂的時代出版了這樣一本異議雜志，大家看得爽，心裏出了一口氣，自然很喜歡。《美麗島》的模式是到處設分社，每設一處分社就在當地辦演講，大受民衆歡迎，但不容見于官方。
　　《美麗島》高雄分社在當年12月10號國際人權日舉辦遊行活動，不料卻引發嚴重的警民大暴走，沖突規模之大，可說是台灣史上首見。
　　直到現在，發生沖突的原因還是衆說紛纭，有很多人說是當局派人在民衆裏當托，故意攻擊警察，但到現在爲止，還是沒人敢證實。
　　在这次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数被逮捕，当时台湾的反對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美麗島大審”改變了陳水扁的一生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一切似乎都開始煥然一新，***在台灣的嚴密體制也開始出現了些微的松動，一切都要從這年的美麗島事件大審開始。
　　《美麗島》雜志的核心人物被一網打盡，當時黨外參與者皆有坐牢的心理准備，所以這次運動的悲劇色彩頗爲濃烈。這個“政團”可說是瓦解了。經過審判後，核心八人通通被判“叛亂”，分別是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被判有罪是可預期的，但其影響及後坐力是相當大的。
　　這次審判不僅引起全台灣民衆的關心，國外的人權團體及媒體也很關心。***爲了展示開明作風，雖然這是一次軍事法庭審判，但也沒像以往做太多的限制與操縱，因此各大報皆可找到判決及答辯全文。雖然法庭上擺滿了襲警的“證物”，但這些答辯，已經不僅僅在于“是否有襲警”的層面，而上升到了對台灣前途的關心、定位的政治層面。法庭似乎變成了他們的政見會場，一個個輪流侃侃而談。
　　有一個關于“美麗島大審”的笑話是這樣的：當年美麗島軍法大審時呂秀蓮有一條罪名是說了“打拼”兩個字，這兩個字在閩南語裏是努力、奮鬥的意思，但當時的軍事法官不懂閩南語——“又打又拼，這不是叛亂是什麽？”于是又罪加一等了。
　　因爲信息如此透明，這些言論也爲台灣民衆新開了一扇窗，上了一次值得好好思考的政治教育課。的確，這些言論如解除軍事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等，雖然在當初被視爲洪水猛獸，倡議者也被冠以“叛亂分子”、“野心分子”等惡名，但這些訴求在30年後的今天看來都已經是理所當然的權利。

　　在“美麗島軍事大審”的同時，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台灣的滅門血案——林宅血案，林即指當時正在接受大審的主嫌之一林義雄。在2月28日這天，他的母親在自宅被人刺了13刀，7歲的雙胞胎幼女各被刺一刀喪命，而長女被刺六刀重傷，後經急救脫險，林義雄的妻子則因外出而幸免于難，此案震驚海內外。凶手手法極爲專業，以短刺刀捅入，接著橫向反鈎，刀刀置人于死地。
　　因为时间正好在大审的敏感期间，又因刚好是2月28日，因此很难不让人往政治谋杀的方向联想。当然，就算真的是***干的，他们也不会承认，因此警方设定为“国际阴谋集团”的罪行。但当时不少人认为，林宅血案是***当局在美丽岛事件后，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党外反對运动，所采取的杀鸡儆猴的血腥示警手段，旨在警告所有台湾人，挑战***权威者，必将在台湾重演“二二八”事件。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联想缺乏证据又太过主观，但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个理由似乎又成为最合理的解释，警方当初侦办的方向反倒显得荒谬不堪。
　　後來林義雄還在獄裏，林家生活困難想把房子賣掉，但沒人敢買，直到長老教會將它買了下來作爲教會來使用。每年的2月28日，除了紀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外，大家免不了想到的就是林宅血案。每年在這裏也辦紀念的音樂會，總是上新聞。但林宅血案終究成了懸案，到現在還沒破案。每次一說到這件事，年紀稍長的人總是變得很沈重。在台灣，不分政治立場，對林義雄總是抱著尊敬的態度，稱之爲“人格者”（閩南語，人格崇高者），總覺得台灣虧欠林義雄很多。

　　在另一方面，这次美丽岛事件审判的辩护律师团里，也都是一群年轻且不畏强权压力的热血律师。虽然这是一次可预见的审判，但他们经过不断努力，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次审判后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后来反對运动的中坚，甚至风云际会成为政治场上的要角，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都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的辩护，几乎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而在***一方，當時負責給政府化裝的“新聞局長”就是宋楚瑜，他在那時是***栽培的明日之星，他也很盡責地做好一個發言人的角色。而後來幾十年裏，兩方中堅分子的不斷交鋒，恩恩怨怨糾纏了幾十年，雙方人馬在政壇皆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故事好不精彩，留著慢慢說。
　　現在台灣藍、綠在那邊吵吵鬧鬧的，但很少有人會否認美麗島事件是台灣加速開放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具有分水嶺的意義。台灣經濟發展牽動的參政意識，以及要求資訊的流通，均使政治多元化成爲不可避免的趨勢。正是以前那些人敢于爭取，現在台灣才有吵吵鬧鬧的機會。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幼稚園時光，童年的“雙十節”



　　我開始稍微有一點兒記憶的時候，我們家也從租的舊家，搬到新家去了。新家在台北市的天母地區，陽明山腳下。這本來是買給爺爺奶奶住的，但他們住不習慣，又回雲林老家去了。天母這個地方環境還不錯，在美軍還沒撤防台灣前，是一些軍官的宿舍，到現在附近都還有一些當初留下的美式平房。我爸買的那間房，算是這個地區的第一棟高樓，一買就是近兩百平方米，但那時候也不貴，就買下了，誰知道過幾年麥當勞在這邊開了之後，整個房價都飙升起來。
　　反正我們剛搬來時，附近都還有農田、木材場，空氣還不錯，也挺清靜的，還有令人印象深刻、能用流利英文跟老外聊天的賣甜品的老太婆。
　　這時，我也開始意識到妹妹對我向父母爭寵的威脅性，因此開始故意欺負她，唉，小孩子的劣根性真是……
　　三四歲時，我也被丟進幼稚園裏了。幼稚園是一間教會辦孤兒院的場地，因此相當大，整天在那邊跑跑跳跳，好不開心。
　　幼稚園沒什麽回憶，只記得整天都是玩和吃，反正就是盡幹一些老師看了會腦充血的蠢事，比如拿爆竹炸大便、掀女生裙子之類。

　　每逢十月，整個社會就開始熱鬧起來了，多麽美好的十月，當初號稱“光輝十月”，現在好像很少有人提了。十月接連著有“雙十節”、“台灣光複節”，以及蔣介石誕辰紀念日等值得歡欣鼓舞的日子。這個月到處都是旗海飄揚，電視上也充滿了喜氣洋洋的氣氛，總之，十月就“盡量”沒有天災人禍，也“盡量”沒有社會事件。不過後來等到李登輝上台時，有一年雙十節當天早上一架軍機在台北機場摔了，就看到當年整場典禮上李登輝一臉大便樣。
　　到了“雙十節”這一天，三台各自都派出最強陣容的主播來播報新聞，有的台安排十個主播同時上陣。另外一台不甘示弱“拼場”，硬是湊了20個主播分個三排坐著輪流播報。當然，三台有幾年也是聯播，三台的當家主播就一起出現在這種坐三排輪播的新聞中了。整個十月，大街小巷慶祝節日的牌樓、標語，使整個城市紅彤彤的，尤其是“總統府”前的介壽路，都會搭一個代表雙十的“十十”狀牌樓，並把整個牌樓點滿璀璨的燈火。每一年的雙十牌樓點燈都是件大事，吸引了各處來的人潮觀看。除了過年，應該就屬這個時候最熱鬧了。而對小朋友來說，十月的假特別多，所以也特別期待。
　　“雙十節”，或蔣介石誕辰，小朋友們都要拿著自己做的小旗以及標語到附近街道小小地遊行一下，唱著一些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意思的歌。前面總有個小朋友在敲著鼓，大家如遠足般嘻嘻哈哈地走著；大人也拍手歡迎，有點兒像現在的雙語幼稚園喜歡在萬聖節到外面商店搞“不給糖就搗亂”的活動，反正小朋友也不知道是什麽。這種所謂的“政治教育”，目的雖嚴肅，但小朋友們就是喜歡，能出去走走總是好的。

　　這一年黛安娜下嫁查爾斯，經過電視轉播，全世界都看到了這場王子和公主的夢幻婚禮，我爸也爲之傾倒。尤其是黛安娜的那個優雅發型，成爲台灣男士們的最愛，後來有好一陣子，我爸都一直在慫恿我娘去做成那發型。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台灣早期民主的萌芽



　　台灣進入1981年了。
　　因爲1979年台灣當局與美國斷交，並以政局不穩的理由暫停選舉，直到美麗島大審後才又恢複。當時的美麗島人士均被關在牢裏，但相關人士均積極投入選舉，如家屬紛紛打出“爲夫出征”等口號參加選舉，均高票當選。而一些爲“美麗島大審”奔走或辯護的律師也紛紛參與政治及選舉，如謝長廷和陳水扁，均當選台北市議員，而且是在我家這邊的第一選區。他們兩人既合作又競爭、亦敵亦友的“情結”，大概就是這個時候決定的。
　　當然，說到台灣民主的發展，也不是從美麗島事件後幾個街頭運動家或律師開始的。應該說，這些事件都是有連續性的。從國民政府時期陳誠當省主席開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到威權當局之下的各級地方代表選舉，一直到蔣經國後期的民主化，美麗島事件只能算是一個引爆加速、激發質變的點而已。
　　雖然還沒有正式組黨，但這些黨外人士以“黨外候選人推薦會”的名義紛紛推出候選人，都受到民衆的熱烈歡迎。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總是喜歡帶著我“趕場”，去聽各個候選人的政見會。除了候選人本身的演講外，所謂的名嘴助陣也是大家喜歡聽的，這些名嘴們常常妙語生花，譏諷政府，把台下聽衆逗得哈哈大笑。這些場子已經超越了一般政見會的原意，倒不是說那時候民衆已經有什麽特定的政治立場或者真的支持他們，而是這些場子反而給有些民衆壓抑已久的心情提供了一個發泄的機會。
　　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小花絮是，在這些黨外的場子中，總會有些賣烤香腸的小推車，他們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黨外運動的烤香腸小販，有時上面可能會放個擲骰子賭香腸的碗。他們如遊牧民族般跟著黨外或後來民進黨的造勢及抗議場子四處移動。除了賣烤香腸外，還有糯米腸、飲料等東西，這種香腸攤在當時通稱爲“民主香腸”。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個畫面：許多群衆、抗議者、記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腸，然後互通一些資訊。此外，旁邊一定會有些流動的書攤，販賣些書店看不到的禁書、街頭運動的錄像帶，以及夾雜在這些錄像帶中間偷渡販賣的Ａ片等，這是早年台灣民主運動的一種特殊風貌。
　　既然以前台灣人民對***那麽不爽，爲什麽幾十年來都沒什麽大反抗，基層投票時，***的支持率還是那麽高呢？如果這全部都歸咎于***的高壓統治那就錯了。其實***要的只是政治的絕對權力，至于基層社會，個人和傳統的空間並沒有被消滅，而是換了另一種形式管理。比如在台灣的各鄉鎮，就算是偏遠地區，都可以看到***的“民衆服務社”，其實說白了就是鄉黨部。平時服務些什麽不知道，但大家到了選舉時期，這裏就變成了各鄉鎮動員、固樁，甚至買票的基地。
　　不只在地方，***的組織網已經綿密到從裏長、農漁會、姓氏宗親會，到各式公會、公營事業、眷村、部隊等，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的黨組。當時台灣人民的公民意識尚未建立，所以這些綿密的組織網在選舉，尤其是地方性選舉時，展現了強大的動員能力。所以，***一直擅長打這種組織戰讓自己的候選人上台，而長久與地方政治勢力建立下來的關系，更是黨外人士難以分一杯羹的原因。
　　1982年1月，鄧小平談話指出，“葉九條”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台灣的民衆都被教育著共産黨要“血洗台灣”，因此從很小開始我就有這種陰影，害怕真的被血洗了。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開始，台灣一般民衆才慢慢從這陰影中走出。而這一年，“葉九條”的提出，以及來年廖承志給蔣經國的公開信，蔣經國的反應依然是“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兩岸那時的政治氣氛就是這樣，雖然不直接接觸，但又隔空交火放話，前線金門的炮戰早已不打，只剩下嘴炮繼續開而已。除了兩邊的廣播互相“感召”對方之外，台灣這邊又喜歡放一些熱氣球到大陸去，裏面大概放了些宣傳單，或者是手表、收音機、罐頭之類。當然，大多數時候政府不會直接出面施放，而是一些“民間組織”的“自發行爲”。這些空飄氣球，如果氣流算得准，飄到四川、湖南都有可能。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陳文成命案



　　這件事與前一年的林宅血案，算是當年的兩大政治懸案。陳文成是台灣赴海外留學的學者，後在卡內基美隆大學任教，亦取得美國九級精算師資格，可說是相當優秀的人物。
　　1981年7月，陈文成从美国回台探亲。那个年代的海外学生，对岛内的反對运动都多少有些支持，陈文成回台后，就因为曾从海外捐款给《美丽岛》杂志而被警备总部约谈。
　　這裏解釋一下什麽是警備總部，這是個幾十年來讓台灣人聞之色變的機關。警備總部全稱是警備總司令部，其實從***在大陸時期就有這個機關了。在台灣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擔負治安、民防、動員任務，並兼管出入境管理事務，部分角色與今天的警察類同，但其權力又遠遠淩駕于警察之上，可說是當時時空下所産生的不符體制而出現的怪物。因其業務可說是包山包海，再加上在當時那種背景下，警備總部的業務深入民衆生活各層面，嚴密監控著人民的一言一行，在“甯可錯殺一百”的統治心理下，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其實，這有點兒類似秘密警察機關了。
　　我爸回憶說，當初帶他去某個地方喝茶的，大概就是警備總部的人。過去台灣有句很有名的俗語：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可見“警總”對台灣人民心理造成的壓力及影響。

　　回到正題，陳文成遭警總約談隔天後，被發現陳屍在台大圖書館旁。***當局起初說他是“畏罪自殺”，但陳文成實在沒什麽自殺理由。而過去只要***一說是“自殺”，民衆久而久之已經培養出一種敏感——這其中肯定有什麽貓膩。
　　因爲陳文成是美國公民，而台灣那幾年的人權記錄在國際上又一直不怎麽好，所以這件事連美國國會都被驚動，派了陳文成的同事及驗屍官來台。一切都指向陳是生前遭淩虐並灌毒致死，一般認爲是警總幹的，但結果還是不了了之，凶手也找不到，當時的政府也沒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成爲懸案之一。
　　但這件事的影響，使大家開始注意到了海外留學生特務的問題。台灣稱其爲“職業學生”，大部分都是領了***中山獎學金離開台灣去留學的學生，另外也負有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打小報告。




　　我們台灣這些年：1982，《楚留香》流行





　　在我上幼兒園中班的年紀，妹妹也跟著上小班了。她跟個拖油瓶一樣黏著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給丟了，她又在那邊哇哇大哭。
　　我開始帶了一些小教材回家看，爸爸會幫我複習。有篇講蔣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給我聽，念著念著，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著念，仿佛聽到爸爸嘴裏發出“哼”的一聲。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這事。所以啦，那時候總是聽爸爸他們在討論政治，蔣介石來蔣經國去的。一天，我也突然說：“那個蔣介石……”爸爸一聽大驚：“小孩子不要亂學。”

　　1982年，影響台灣社會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劇《楚留香》的播放。這是第一部正式引進台灣電視台的港劇。在那個只有三個台的年代，這部劇居然創下70%的超高收視率。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呢？每到《楚留香》播放的禮拜六晚上，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都關了，出租車索性也不跑了，通通都回家看《楚留香》。
　　也难怪，当初台湾电视剧的水准实在太烂。以早期台湾的武打剧来说，拍摄非常粗糙，全是简陋的棚内景。这还不算，比如插个几根茅草，一个人蹲在草旁，追兵就看不到他（請自行想象舞台剧的风格）。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潮了，但出手前，都边互绕圈边废话一堆，讲个十来分钟后，真正交手仅花三秒钟，真是让人看了好心酸。所以《楚留香》一播出，大家简直被那精美的制作、流畅的剧情所征服。之后，大量港剧被引进，只要有一个台播港剧，其他两台收视一定惨兮兮。
　　《楚留香》影響到了各種層面。各種以“留香”、“無花”爲名的餐飲茶藝館開了一堆，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蓉蓉”，酒店業者都抱怨周末晚上的生意很差，因爲男人都要趕回家看《楚留香》。死小孩如我，雖然不會粵語，但一定都會唱主題曲的最後一句“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玩遊戲時最常用的招式變成了“彈指神功”，其實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彈出去而已。後來，那首“千山我獨行……”（老實說，我現在還是不知道歌名）也變成了出殡送葬一定會演奏的曲目。
　　後來許多台灣藝人群起抗議港劇的侵略，說是造成工作機會受到威脅。而政府也開始討論這些社會現象，甚至規定港劇只能播四個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經那麽轟動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沒有了，社會上恐怕會暴動吧！就因爲這條例的限制，中視在播到一半之後，只好繼續將《楚留香》版權轉移給華視，真是太便宜華視了。
　　同時，因爲港産武俠劇實在太轟動，因此當局又把它給禁掉。但當時，VHS規格及BETA規格的錄影帶開始流行起來，許多出租店也開始出租盜版的港劇，因此大家紛紛到出租店租港劇了。台灣有個年代電視台，當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劇錄影帶而起家的。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順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慘的金庸小說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金庸小說被禁了好幾本，讀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盜版書。就拿《射雕英雄傳》來說，當初在台灣叫《大漠英雄傳》，原因在于“射雕”兩字出自于毛澤東詩詞，所以就被迫改了。
　　據說更早以前，不是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問題就出自“東邪”，在東方的桃花島上，有暗喻台灣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灣，以前這種事件還不少。台灣有個作家叫陳映真，因爲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總人員從他家裏搜出一堆馬克?吐溫的小說來，就說：“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嗎，你怎麽會有他的書？”所以，同理可證，當初很多馬克思韋伯的書也都遭殃。
　　甚至連法國作家佐拉（大陸一般翻譯爲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翹楚，只因爲這位外國作家姓名發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書。
　　很長一段時間裏，當局陷入了這種幼稚的“**”症裏。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會被放大，比如說會查人們是否使用簡體字或不使用“中華民國”的年號。或者說忌諱用葵花或葵花圖案，因爲葵花“向太陽”。曾經有個報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還是怎樣，在檢鉛字時，因爲央、共兩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兩個字檢成“**”印了出去。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從記者、編輯、主編、印刷廠通通查下去。
　　現在這些事看起來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沒有人笑得出來，一不小心就會扯上“爲匪宣傳罪”，吃不完兜著走了。所以說，當年“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並不是誇張的說法，這長期的高壓統治讓人民心裏噤聲，並被逼著要自我檢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灣人幾十年來已經對政治培養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壓抑性。從傳統台灣人的職業取向就可以發現這一點：爲什麽醫生在台灣是受人尊重的行業，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醫學院呢？應該可以從日據時代說起，當時日本人不讓台灣人讀法政相關科系，因此精英們只能選擇醫科。到***統治，“二二八”事件以後政治這種東西讓台灣本省人徹底感覺可怕與絕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還是繼續讀醫科，對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現在，醫生就變成一種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職業了。這種情況尤其在台南這個傳統文化氣氛最濃厚的地方爲甚，台南人喜歡子弟當醫師，喜歡女兒嫁醫師。
　　而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所謂的地方士紳，指的就是退休的官員，或者是一些考過科舉的秀才及比較有學問的人，讓他們來帶領地方的發展。一直到了日據時代，因沒有科舉考試，所以地方士紳就變成了由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來擔任，如醫生、老師、農改人員之類的。早期台灣受尊敬的職業，除了醫生之外，還有老師。在比較早以前，如果你是男的，或者你是理科，你會被期待往醫生方向努力；如果你是女的，或是你是文科，你會被期待往老師方向發展。當然，老師及醫生的組合那簡直就是金童玉女了，這也符合過去家庭的價值觀。
　　所以，從這個曆史因素也可以解釋，爲什麽當初黨外以及後來民進黨，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要支持贊助者都是南部的醫界人士。
　　另一方面，傳統台灣人對法律、司法之類的職業就比較有負面態度了，因爲台灣人傳統上多數不信任司法是夠客觀公正的——有錢判生，沒錢判死。而律師則被視爲是一種不太有道德的職業，只會耍嘴皮子，爲了混口飯吃，黑的也要講成是白的。就算你很有正義感，也有可能被對方在法庭外報複，因此老一輩的人會認爲當律師有損陰德，不算是好職業。這些觀念其實都可以從曆史上找到原因。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台灣的族群及“外省人”





　　小孩子等到一定的年紀，一定會問媽媽“我從哪裏來”這種問題，媽媽總是支吾其詞。有一次被我問煩了，她就答“爸爸給媽媽打針就有你了”，嗯……現在想想這樣的回答充滿了禅機，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的家庭還算美滿，生活一切還都過得去，就跟許多台灣20世紀70年代組成的家庭一樣。父母都是中南部來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間對話以及跟朋友們對話幾乎都是講閩南語。但因爲環境的關系，我跟他們對話反而都是用國語，爸爸到現在還一直很後悔，說是他沒逼我好好學閩南語。

　　台灣可以說是一個移民社會，幾百年來不斷有人移入，主要有四個族群，閩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與少數民族（1.7%）。
　　閩南人及客家人大部分是幾百年來陸續遷入，這兩個族群幾百年來也是嫌隙不斷，過去還常有一些族群及村莊間“械鬥”的事情發生。不僅閩客之間會械鬥，閩南間的漳州人與泉州人也械鬥，慘烈的情況也令人發指。早期台灣每個村莊都有所謂的“拳頭師”，就是有實戰經驗的武師，因爲在械鬥中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這些武師練的也都是一些如白鶴拳之類實戰性攻擊性較強的拳法。他們還要負責帶領一些鄉勇練武保衛鄉裏，所以現在台灣民間常有一些如宋江陣之類的民俗演出，基本上就是從過去械鬥中的作戰陣形中演化出來的活動。台灣鄉間還有許多的“有應公廟”，其實也就是拜那些以前械鬥而亡的無主孤魂。
　　所以啦，在台灣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少數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其實他們本來是住在平地的，但漢人來了之後他們被趕走，只好往山上去。而漢人之間的閩南人與客家人又常械鬥，客家人因人口較少處于劣勢，也被趕離平地，所以在台灣的客家人到現在爲止，還是聚集在半山腰地區爲多。
　　自從日據時代後，閩客之間的沖突有意被壓制下來，到了現在，雖然相安無事，但一些習慣或經驗，仍可以看出彼此間的小情結，比如說傳統上認爲嫁女兒千萬不要嫁給客家人，或者娶媳婦就要娶客家人之類的說法。因爲很多人認爲客家女人勤儉持家，吃苦耐勞；相對的，女兒如果嫁到客家人家裏，客家婆婆常認爲閩南女人愛漂亮又懶，一定不會做很多家事，不會吃很多苦之類的。當然，這些觀念隨著時代的進步也越來越淡了。
　　1949年前後，約兩百萬人隨著***來台，除了少數高官高級將領外，大部分都是乘船來台，而後***當局將外省人安遷至台灣各地，因此，台灣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來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當局安置的地點，到了現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30%），再加上他們長期掌控了台北從上到下的資源，因此，也許可以說，跟我同一輩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耳濡目染比起其他縣市，閩南語說得好的比例稍微低了一些。
　　來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當局安置的地點——在台灣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裏可說是一個獨立于傳統台灣人社區的小聚落，裏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設施，有點兒類似大陸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裏面神秘，裏面又視外面好像隨時要欺負他們，幾十年來小矛盾不斷，但也沒發生什麽大問題。
　　關于本省人與外省人，有著有趣的昵稱：“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當初許多孤身隨軍來台的官兵，***承諾等未來“反攻大陸”之時，每人可以分到一塊田耕作，配發了證件叫“戰士授田證”，但後來反攻無望，這根本也變成廢紙一張。他們許多人在台灣娶了媳婦，但台灣本省人因對***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婦過程中也不免引起許多家庭問題。若無家眷，許多人晚景都挺淒涼的，只能住到榮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長記憶當中，許多賣早餐豆漿油條的都是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個山東口音的阿伯騎著破摩托車在家附近喊著賣大饅頭之類的話；或者，他們也只當大樓管理員、清潔工之類的基層工作。而說到這裏，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紅燒牛肉面”，這種以前根本沒有的東西，就是這些外省老伯在思鄉情的驅使下，湊合著台灣現有的食物材料做出來的。
　　另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崗山最有名的特産就是明德辣豆瓣醬。原來崗山是空軍官校所在，***當初從成都最後帶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個眷村，這些退伍的老兵沒事幹，只好做自己家鄉特産來賣，沒想到還賣出個名堂來。
　　當然，這些“老芋仔”們不是個個都那麽幸運，悲劇其實更多，這是時代造成的。在20世紀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許多的電影及文學作品都在討論這個問題。隨後要說的“李師科銀行搶劫案”，不僅是震驚全台的台灣第一起銀行搶劫案，更因爲主角就是這麽一個老兵而令人矚目。他這樣做的動機到底是什麽？這件事現在都一直被人當做案例提起。

曉蝶莊夢

把《龍的傳人》這首歌給禁掉了
是夠人揶揄的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李師科案





　　當年的另一個引起市井小民興趣的話題是李師科案。這也是台灣治安史上第一件銀行搶劫案。
　　李師科是個1949年跟著***當局來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樣，打過抗戰，退伍後一樣沒什麽謀生技能，只能開出租車維生。
　　這樣一個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錢，幾乎沒有人會認爲他是壞人，可他居然幹下了這麽驚天動地的事。他持槍搶銀行時留下一句名言：“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萬！”
　　這句話被那個時候的小朋友玩警察抓小偷時爭相模仿，然後當警察的小朋友一定會說：“李師科！看你往哪裏跑！”不過如果在家自己亂喊，反而會被媽媽敲一下頭。這件事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動機也不斷被大家當做茶余飯後的話題討論。而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一般民衆才去關心外省老兵的問題。所以越到後來，李師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
　　李師科搶銀行真的是件轟動的新聞。在後來幾年，社會上還常常有種說法：從李師科那時候開始……搞得好像台灣的曆史可以劃分爲“李師科前”和“李師科後”兩個時代似的，讓我想到尼采狂妄地自稱“人類的曆史可分爲尼采前及尼采後”，原來李師科在民間的曆史地位已經那麽高了啊！
　　李師科案後來被拍成電影，一部是《大盜李師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後的春天》。兩部我都看過了，最後都是李師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我還有話要說！”他到底還想說些什麽呢？這些老兵，尤其是下級的士官，幾乎都是典型的中國農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連瞧都不會瞧的人一樣。在過去的台灣，很習慣用“忠黨愛國”、“絕對服從”等符號來定義這群老兵。他們在少年時經曆國亂、家貧、遠離家鄉，青春與戰爭相結合。但在背後，有多少渺小的個體在時代中呼喊著無奈。原本以爲他們是***的忠誠部隊所以才來台，後來隨著時代的慢慢開放，才知道有相當的部分並非真正有著“爲國犧牲”的想法，只是被***強拉入伍而已。
　　不管如何，在***來台後的幾十年裏，他們陸續退伍，台灣稱他們爲榮譽國民，簡稱“榮民”，開始散布到民間各個角落。有些原“青年軍”，因加入部隊失學，退伍後繼續苦讀，等到四五十歲才拿到學位的大有人在。
　　也有很多榮民，跟著當局的開發政策“上山下海”，進行一些艱苦工程的建設。比如橫貫台灣東西，經過中央山脈的中橫公路，號稱是“完全用手工雕出來的”——因當時沒有重機具，只能靠著他們在與世隔絕的崇山峻嶺中，用人工慢慢鑿出。對這些轉戰過大江南北的退伍軍人來說，開這些路就跟打仗一樣，隨時有生命危險。在中橫公路有一個長春祠，即是紀念這些殉職人員的。中橫公路最險峻的景點太魯閣段，是一個大理石峽谷，一直是台灣的知名景點之一，若到過一次即知道當年施工的艱難。台灣有個公營的工程單位“榮民工程處”，簡稱“榮工處”，最早這個單位的業務就是把這些榮民組織起來，專門承包一些重大又艱難的工程，也算讓這些榮民用勞動換取酬勞。
　　而許多施工人員，等工程結束後也就留在山上，做些經濟作物的種植，一群群的老兵，可能幾十人或幾百人一夥，開設了農場。像台灣特別有名的在中橫路段的高山蔬菜，以及昂貴的梨山梨，這些東西的種植基礎就是他們立下的。
　　但更多的榮民，因爲沒有謀生的技能，在退伍後或工程結束後，只能散布到社會最基層，做些最不起眼，但也必須有人做的工作，比如清晨或深夜的街角點心小販、清潔隊隊員、出租車司機或保安工友等。
　　當初那些榮民參與的工程，最早的目的大部分還是軍事用途，但長遠看來還是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産生了許多推動力，所以這些榮民對台灣建設的功勞可說是相當大。但是在台灣經濟進步的腳步中，他們仍然像是被犧牲的一群，大部分都晚景淒涼，少有人關注。20世紀80年代的台灣文壇大量作品都是在討論外省老兵議題，這都是從李師科案後開始引發的思考。幾十年來他們的肉體雖然在台灣，但心靈仍然寄托在那遙遠的家鄉。雖然過了幾年開放大陸探親，但很多人已經等不到那時候，連魂都歸不了故土了。
　　李師科效應在社會上的影響，使有陣子銀行搶劫案大增，估計也是受新聞影響，因此被關注了很久。老兵的話題，在那一陣子持續了很長的時間。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我在教會裏





　　因爲我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從有記憶起，每個禮拜天我就跟著父母到教會乖乖地做禮拜。但是年紀小怎麽坐得住呢？所以我總是會不停地問媽媽還有多久結束。
　　也許我從出生就逃脫不了教會的“魔掌”。我是在禮拜天出生的，出生的時候，我爸還正好在教會裏講道；緊接著12月，才剛滿月的我，又被借去演耶稣誕生裏的小耶稣；而依長老教會的習慣，嬰兒就應該帶到教堂裏，接受牧師的嬰兒洗禮，所以等到我發現自己有記憶時，我已經坐在禮拜天的教堂硬椅上了。所以，我說我是個在教會裏長大的人，一點兒也不爲過。
　　後來，爸爸因爲太熱心教會的事工了，索性就不做生意，專心跑去傳福音。所以我很自然地成爲教會裏大家矚目的對象，大家都認爲像我這樣的小孩肯定會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前途。
　　所以呢，對于教會裏大大小小的活動我簡直是無一不參加，舉凡唱歌、背誦、朗讀、畫圖比賽，或是母親節、複活節、聖誕節的合唱演戲表演，通通都有我的份兒。只要有這些活動，媽媽一定第一個幫我報名。結果有一年，我終于大暴走，在朗誦比賽及作文比賽裏面開始大罵，抒發我的不滿，引起整個教會的軒然大波。
　　我能理解爸媽。他們兩人都是各自家裏第一個信基督教的，所以熱心，渴慕，虔誠。不過，這樣逼我，讓我越來越郁悶，也越來越反叛。
　　忘了說，我所在的是全稱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旗下的一個教會。是台灣衆多教會支派中的一個，這是一個以閩南語爲主的教團。基督新教在台灣有許多教派，大部分都是國外不同教派教會的傳教士傳進來的，主要有長老教會、浸信會、衛理公會、門諾會等。其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最大的，也是信徒數最多的一個派別，最早是一百多年前由加拿大及蘇格蘭的傳教士傳進台灣，借由辦醫療及社會福利事業而慢慢將基督教傳開來，到現在長老教會已可說是台灣曆史的一部分。
　　說到台灣的民主運動，也不可不提到長老教會。因爲這個教團經過一百多年，已經跟台灣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了，簡直就是台灣曆史的一部分。而且，早期許多台籍精英人士都是長老教會出身。而長老教會這種加爾文（法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學家）改革宗教的思想本身就有一定的自由意識，因此，當長老教會見到社會上有很多“不公義的現象”，就不斷地聲援黨外運動。這樣一個擁有大批信徒資産、好幾間學校及醫院的龐大教團，自然會成爲***的眼中釘。
　　所以***當時也無所不用其極地來滲透、分化長老會內部，不停醜化長老教會——因爲教會有海外背景，所以被扣上了“國際陰謀集團”這個高帽子。不過***的一些手段，如燒毀羅馬字聖經及沒收教會通訊報紙的行爲，也的確引起國際的關注，而不得不停手。
　　因爲這些原因，那幾年長老教會流失的人也不少，留下的人除了老信徒外，年輕一點兒的多多少少都有點兒反骨性格。
　　我就是在這種教會裏成長的。當然啦，現在教會已經沒有當初那麽激情了。
　　

廖信忠

我們台灣這些年：爺爺去世的“基督教葬禮”及鄉下的回憶





　　1982年，令幼小年紀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外星人《ET》的上映。那一句“ET要回家……”也幾乎成爲那一年的流行語。後來約二十年後，《ET》數碼版上映，我又去看了一次，重溫舊夢。
　　也是在這一年，我第一次看了《星際大戰》（STARWAR，大陸譯爲《星球大戰》），第一次看到X戰機和钛戰機在死星上的追逐，看得我目瞪口呆。兩部電影影響我愛上了科幻片。
　　但我有記憶以後第一部看的電影卻是《大白鲨》，而且看了好幾次。再加上那時電視播了《泰坦尼克號沈沒記》（大陸譯爲《冰海沈船》），讓我對海産生了深深的恐懼，至今我到海邊玩都還不敢到超過肚子以上的地方。
　　這一年台灣電影界的最大變化就是，幾個年輕導演的新浪潮運動，影響了後來電影的發展。不過那時我年紀還小，要等到幾年後才知道它的意義。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爺爺去世了，全家都趕回雲林的老家，一整個大家族擠在那間日式榻榻米的房子裏。最初，全家只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後來爸爸又傳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傳教爲傳福音）給爺爺，爺爺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個出殡前的晚上，整個家族還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擠在擺了爺爺棺材的房間裏，幾乎是爸爸主導了整個以基督教儀式守靈的過程。後來我才知道，在那個民間宗教信仰氣氛濃厚的鄉下，爸爸這樣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去堅持的。
　　那時候我還很小，頑皮得坐不住，動不動就攀上去看爺爺的遺體。第一次如此面對死亡這件事，沒什麽概念，所以我也不覺得可怕。當晚，整家子就睡在那個房間裏。
　　第二天，整個殡葬的隊伍由樂隊前導，再來是靈車隊伍，一路浩浩蕩蕩地到了教會。在鄉下，這樣的出殡儀式算是很常見的。說是樂隊，其實也就是幾個中老年人穿著不怎麽整齊筆挺的軍裝，吹著不怎麽樣的音樂。關于這種送葬樂隊，閩南語有個俗稱“西索米”，因爲他們幾乎都是濫竽充數，大概也只會吹SiSoMi三個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场的家庭，在灵车队伍后面还会請电子琴花车。这是一种台湾的特殊文化，即那辆车装饰得华丽无比，后面有个小舞台，可能还会有艳舞女郎配合着电子琴声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所以出殡队伍常常前面是不整齐的乐队声，中间是請来的孝女哭声，后面跟着而来的是热热闹闹的电子琴花车歌声，最后面可能跟着一群看艳舞女郎的民众。
　　總之，這場喪禮在教會舉行，稱爲告別式。爸爸的兄弟姐妹們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還是沒什麽概念，站在另一邊亂看。在教會告別式結束後，人馬又到了墓地。印象很深刻的是，爺爺的棺材被降到那個坑中，然後被沙石填了起來。
　　後來幾年，每逢跟著父母去掃墓，因爲那墓地是如一個個水泥高台般葬著一個個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歡在那些墓上跳來跳去，也免不了招來父母一陣罵。
　　雖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時間回老家，也不一定會跟彼此說已經回去過，但只要在爺爺的墓上看到那裏的花新換過，就會因有人來過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點兒的時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義。
　　以前小時候每當寒暑假，爸爸總把我跟妹妹帶到雲林鄉下去住幾天，過幾天再來，又帶我們繼續南下到台南的媽媽娘家住幾天，這幾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課。在台灣的雲林嘉義一帶是傳統的農業縣，散布了幾個日據時代留下的糖廠。爺爺以前就是糖廠員工，所以這宅算是員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員工的，後來換台灣員工住。
　　爺爺死後，那間房就只剩奶奶一個人住。她的兒女們幾乎都跑到台北來，只有她堅持不走，每天就在後院養些鴨子。後來她終于也來到台北，而過了十幾年後我再去看那間房子，已經幾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煙蔓草間。
　　小的時候，牙齒也不斷在汰舊換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動要長出，舊牙搖搖欲墜時，就該拔牙了。不知道爲什麽，拔牙的事情總是在過年回到這宅子時發生，于是，總是在衆親戚的鼓勵起哄下，爸爸就拿一條縫衣線，綁成一個圈套在牙齒上，然後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齒就這樣掉下來了。他還以爲是牛仔在套牛啊？不過還挺有效的。
　　應該說，很多20世紀70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輕人，幾乎都有這樣寒、暑假回中南部鄉下的回憶。

明月樓

玩遊戲時最常用的招式變成了“彈指神功”，其實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彈出去而已

明月樓

總是在衆親戚的鼓勵起哄下，爸爸就拿一條縫衣線，綁成一個圈套在牙齒上，然後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齒就這樣掉下來了。

台灣有這樣的習俗？